评《至尊马蒂》：一颗在阶级缝隙中挣扎的黄色乒乓球

　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乒乓球在美国依旧算不上是一项体面的运动，它更多出现在地下室、俱乐部和廉价球馆里被当成一种轻浮的消遣，而不是可以闪耀世界赛场、承载国家荣誉的“正经项目”。尽管英国玩具公司和美国的Parker Brothers已将“Ping-Pong”注册为商标，这个名字在市面上更像一门生意，而非严肃的竞技。“Ping-Pong”在英语中也带有强烈的调侃和非正式意味。出于商业利益，这家公司也多次发律师函、打官司，迫使各类组织改用“Table Tennis”来指称乒乓球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乒乓球在美国的官方组织——美国乒乓球协会（当时名为USTTA）成立于1933年，虽说已有一些年头，却远谈不上体系完备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队，也缺乏稳定的资金与选拔训练机制。一项运动想在一个国家发展，光有设备和天才是不够的，还要被纳入资本的棋盘、民族叙事的舞台。在这样的语境里，《至尊马蒂》讲的就不再只是一个小子的冠军梦，而是一出在美国“长不大”的运动，如何被二战后的国际环境、资本殖民和民族主义反复作用的生动写照。

　　电影由乔什·萨弗迪执导，“甜茶”提摩西·查拉梅主演，主人公马蒂·毛瑟的经历脱胎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、美国传奇乒乓球运动员马蒂·赖斯曼，人送外号“The Needle”——不仅仅指他那消瘦的身形，还有如针尖一般扎心的毒舌。他球风灵活多变，从纽约街头的乒乓球桌一路打到世界舞台——1949年拿下英格兰公开赛男单，1958与1960年两度称霸全美公开赛，还在世乒赛上揽下几枚铜牌。

　　电影一开始，马蒂就开始妙语连珠、好言好语地向一位老妇推销鞋款，展示了他的绝妙口才和销售才能。然而接下来，他却拒绝了升职为鞋店经理的机会，一心志得意满地想要靠乒乓球来发家，不仅要通过打比赛来稳固自己的实力，还要进军产业，和朋友制定了售卖黄色乒乓球的创业计划。他不惜一切手段从鞋店老板那里拿到一笔钱，前往伦敦公开赛对决。然而在当时，这些做法无异于是天大的荒唐——尽管美国战后经济腾飞，城市里多了人群和空间可以挥拍，但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认知里，乒乓球仍只是派对角落的一张桌子、一颗轻飘飘的小白球，还轮不到被当作“冠军梦”的起点。

　　作为一部虚构人物传记片，电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一些吸引眼球的成分来增强叙事的可看性。在伦敦比赛时，野心勃勃的马蒂不仅结识了笔业大亨洛克威尔，还和他的妻子、早已过气的女明星凯·斯通（格温妮丝·帕特洛 饰演）展开了一段暧昧不清的关系，最终一路闯进决赛，与日本选手远藤进行终极对决，但最终惨败收场。

　　因此，他发誓要在东京世锦赛上再和远藤一较高下，赢回冠军。没想到回到纽约后，他还有一堆烂摊子要收拾——被鞋店老板指控偷窃；因咆哮赛场而被国际乒联处1500美金的罚款；伦敦行前他管不住下半身，让好友瑞秋（敖德萨·阿锡安 饰演）意外怀孕……故事到这里，马蒂除了要为自己真正赢一次外，还变成了筹钱历险记——他该如何说服别人获取一笔支持资金，来支付来回东京的高昂机票和酒店？

　　但是问题由此产生：马蒂所有的野心，是真地出于对这项运动的热爱，还是只是为了虚荣，证明自己能行、能够谋生？这两者并不矛盾，因为竞技体育最玄妙的，就是能激发人性深处复杂的好胜欲，往大了说可以说是为国争光，哪怕一将功成万骨枯；往小了说是为了追求个人实现，获得认可——但这并不代表实现目标就可以把一切代价合理化。胜利的聚光灯总是令人心驰神往，但也常常令人头晕目眩，看不清方向。

　　马蒂的心理是二战后的犹太人心理的集体映射，即使他未被卷入屠杀，即使身处安全的美国，他依然感受到一种“游牧般的连通性”和“幸存者的内疚”。一个神选角是，在饭桌上给洛克威尔讲述蜂蜜奇遇的、从大屠杀中得以幸存的犹太乒乓球运动员，正是那位同样出演了二战题材影片《索尔之子》的盖佐·罗赫里格。这种战后犹太人在心理上、历史上被战后的犹太经验在戏里戏外被深深塑形：一边清醒地知道自己与那条“被灭绝的界线”曾经有多近，一边又迫切地想融入主流社会，过上一种“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生活”。对于马蒂这一代年轻犹太人来说，他们从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中“幸存”，但这种“幸存”背后的真正意义在于“自我创造”：如果仅仅是活成别人安排好的样子，那并不算真正的胜利；只有按自己的规则成功，才算完成了对命运的反击。

　　“甜茶”的表演完全褪去了过往作品中一系列角色的文弱少年气。尽管他依然戴着一副书呆子气的眼镜，但时刻保持着极度亢奋的状态，油嘴滑舌、满嘴放炮，为了达到目的——哪怕只是放纵一刻的欢愉——也能随时切换姿态。他既像街头混混版的体育明星，又像一个被社会一次次打回原点、却死活不肯认输的失败者，很难在他身上看到传统体育电影里的运动员身上那种明亮、端正、纯粹的“正能量”。

　　马蒂既渴望融入主流，他拼命向上、想加入甚至站到主流之上、成为他想成为的人；同时又想要保留自己的独特性——但这份独特性恰恰诞生于对主流价值的怀疑。这是一个人在忠于自身根源与反抗其狭隘性之间的协商过程，既会带来不寻常的洞见，也会带来一种神经质的事实扭曲。这种张力让马蒂极度敏感。他必须比别人更成功、更努力，才能抵消那种“随时可能被剥夺”的底层不安全感。所以他往往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兴奋和激情，面对乒乓球大小事呈现出赌徒式的狂热，鞋店经理这种平庸和安稳的生活在他眼中等同于坐以待毙。只有这样，马蒂才对得起他嘴里自称的“希特勒的噩梦”。

　　不过乔什·萨弗迪显然也对“个人冠军神话”不感兴趣，因为个体的成就无法离开时代的托举。他抓住的是马蒂身上那种尴尬的双重位置：一方面，他真心相信自己是世界级水平，只是生不逢时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时时刻刻非常清楚，自己为了达到目的，需要索取和出卖些什么：球技，身体，情感，甚至尊严——为了能去日本，他在宴会上脱掉裤子，被洛克威尔当众用乒乓球拍打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《至尊马蒂》几乎完全略去了我们习惯的“训练蒙太奇”。观众看不到清晨跑步、负重挥拍、汗水滴落地板的慢动作，大量的篇幅用于描绘马蒂如何被狗屁倒灶的现实搞得精疲力尽、气喘吁吁。同时，约书亚·萨弗迪用“战胜远藤”来稳住叙事主线，既给观众带来刺激和期待，也给马蒂制造了一个敌人——他混合着对常规打法的挑战、对严谨球风的挑衅和民族主义的热血。

　　但是，当电影中的资本大鳄打算借东京表演赛打开日本市场时，“赢下远藤”又夹带着对抗资本主义的色彩。当初马蒂拒绝了伦敦赛后洛克威尔的东京表演赛的商业邀约，就是看透了他的意图：只为博取眼球、推销自己的品牌。这下，乒乓球不再只是“比赛”，而成了一次小规模的资本出征——二战后的日本，是在美国扶持与军事占领下重建的，“美国梦”也被连同洗衣机、电视机和小康家庭一起打包输入。

　　1952年，日本人发明了海绵底板，那是他们第一次通过乒乓走上世界舞台，带来极强的民族自豪感。对于马蒂和远藤的较量，电影中表现了两种打法与心态：马蒂代表的是美国式“现代性”的萌芽，他当然是骄傲的；而远藤则是另一种思维：他被新闻短片描述为“背后有8400万日本人在看着他”，承载的是一个战败国家重新站上世界舞台的集体希望，更何况这个对手还来自美国。

　　一个是被战后集体创伤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民族英雄，一个是在本国乒乓体系里几乎没有后盾的边缘小人物。偏偏就是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美国人，闯进了被美国塑造出来的新日本，把自己想象成“例外”的那一个。

　　这是不折不扣的“美国例外论”的体现：美国人总是相信，即使全世界都按某种秩序运行，他依旧可以凭一己之力打破规则、赢下最后一盘。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托克维尔——他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，把美国描述成一块与旧大陆截然不同的土地：没有封建残余，没有国家教会，却在宗教、个人主义与社团精神之间维持着一种独特平衡。后来，这种“美国与众不同”的感觉，逐渐被冷战时期的政治修辞加以固定：美国被想象成历史中的“例外国家”，不仅制度优越，还肩负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使命——去拯救、改造、引导他国，仿佛只要美国介入的地方，都是在“帮助别人走向现代化”。

　　放在《至尊马蒂》里看，东京世锦赛就是一场小型的“例外论剧场”。一个想要证明自己的美国人带着小白球，闯进克服战败阴影、追逐“美国梦”的日本，成为那种“美国人到哪儿，现代化就跟到哪儿”的象征。洛克威尔的品牌计划也一样——他并不在乎乒乓球这项运动本身，只关心能否把一个原本“边缘”“不体面”的项目包装成美国制造、美国主导的新消费品，连胜负都可以被写进市场营销脚本。在这种框架下，“打败日本人”就不再只是一个球员的赌气，而是一种被例外论加持过的新资本殖民扩张：我要赢的，不只是对手，更是证明“美国人理应在世界舞台上占一个位子”。

　　问题是，这股力道来得太晚、太偏，也太虚无——国家并没有真的站在他身后，只有意识形态的幽灵在利用他。马蒂自以为是“为美国争一口气”，但他被明确拒绝了接下来东京参赛的资格。说到底，他不过是表演赛的海报上被丑化的狰狞的脸。

　　所以，当看到马蒂要推翻表演赛中“故意输给远藤”的潜规则、要来一场真正的比赛时，他最后的胜利信念变成了实现个人志向、不向资本低头和维护国家荣誉的奇怪混合体——来都来了，裤子不能白脱，更不能输给日本人。

　　这种混合性也与乒乓球运动在美国的尴尬地位有关。《至尊马蒂》悄悄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远远超出个人奋斗本身：一项运动要在一个国家真正“长大”，需要什么？球本身的观赏性当然重要，规则、技术的发展也重要，但更关键的是，它要被纳入某种集体叙事，要被赋予一种“值得投入成本与激情”的理由。五十年代的美国不会为乒乓球提供这样的理由，它更愿意把激情投注在橄榄球、拳王争霸这些宏大场面上——那些运动更容易被包装成“美国故事”：坚韧的个人、庞大的球队、史诗级的逆转，最适合印在可口可乐罐和爱国广告里。

　　乒乓球太小、太轻，既挤不进冷战叙事，也撑不起资本的大舞台。因此，家人不支持，朋友不理解，他们看马蒂的眼光充满敬佩，但心里却认为他是个疯子，早晚会败于自己的抵死不从。就像当初从阳台上倾泻而出的黄色乒乓球，还没来得及卖出，就已经胎死腹中。

　　电影把马蒂的个人命运和这段历史缠绕在一起，让他成为那项运动在美国的隐喻：既被忽视，又时不时被拉出来消费；既被当成笑话，又在最后时刻被要求“为国争光”。“美国例外论”在这里变成一种更细腻的暴力——国家要的是能彰显“我们与世界不同”的运动，而那些不够“美国”的项目，就被丢进地下球馆的阴影中——一个没有体制和资本担保的人想要成为竞技运动员，何其荒诞和艰难。

　　另一方面看，无论是大背景的“美国例外”，还是小到个体的“美国梦”，它们都鼓励每个角色发挥其“个体主动性”，但倘若每一个个体都把这种主动性发挥到最极致，那么就会吞噬其他人。马蒂在奔赴东京一路上的经历正是如此：他把好友的肚子搞大，给朋友画大饼、向其借车用借房住并且搞得一团糟，为了骗路费而玩弄和凯·斯通的关系，简直是渣男中的渣男；但讽刺的是，他能剥夺别人，别人也能够来剥夺他——甚至被洛克威尔恐吓，说自己不是人类，是不老的吸血鬼，专门吸食马蒂这样的人——资本的摧毁力量会以不同形式存在，又可笑又惊悚。这种丛林一般的弱肉强食，正是“美国梦”的血腥的阴暗面，内核也极度悲伤。

　　因此，观众看马蒂所作所为和其遭遇的感受也十分复杂，它不仅展现了球场内的角力，也描述了球场外的风云和蚕食。你究竟为谁而赢？为谁而打？这往往不取决于你自己的能力和意愿。所以萨弗迪始终让马蒂不断游在各色危机之中，临渊而立：一会儿是出于个人热爱，一会儿是为了谋生和养家，一会儿是反抗资本力量，一会儿是美国脸面、“顾全大局”，尽情展现了他的执念如何被不断摔打、碾压。执念来自于扎根，但乒乓球在美国无根。

　　看过《好时光》《原钻》的人会很容易认出，这又是一个典型的“萨弗迪式主角”：靠嘴硬和运气在城市缝隙里打滚，永远在下一次押注中说服自己“这次会不一样”。《至尊马蒂》把这种上瘾气质从毒品、赌博换成了乒乓球和美国梦——马蒂输掉的从来不只是比赛，而是一遍遍验证“我是不是美国这套神话的例外”的失败实验。

　　萨弗迪的视听语言一如既往地“狂躁”：手持摄影紧紧贴在人物背后，镜头在拥挤的街道、楼道和球馆里摇晃；“上一秒水到渠成、下一秒鸡飞蛋打”叙事节奏浑然天成，整部电影似乎就是一场角逐激烈的乒乓球比赛：你以为过了这个赛点就要赢球，但是对手马上将你反超，陷入无尽的循环。

　　而选用五十年代作为时代背景，混搭八十年代的流行金曲，令马蒂的历险有一种站在现在回顾过往时光的意味。到底是时代不同了，八十年代的美国已经经历了越战的失败和经济的滞涨期，对五十年代裹挟着战后胜利的“美国梦”，更带有一种怀旧和向往，令马蒂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、作死一般的肆无忌惮、荒唐的意气风发和毫无道理的自信满满，显得更加野性和稀有。

　　《至尊马蒂》拍的，当然是一个人在竞技场内外被反复打回原点的命运。它也在追问：当一项运动在资本、体制和民族叙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时，那些执着于这份梦想的人，究竟在和什么对抗、还能和什么对抗？他们想赢的，也许从来就不是比分，而是一个“身份被承认”的资格——让自己的汗水、羞耻和尊严，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可供安放的位置。电影中，马蒂没能完全做到，但他至少证明过：哪怕是一颗不起眼的小白球，也曾在美国的历史缝隙里，短暂地、倔强地发过光，哪怕它从未被纳入那个“我们与众不同”的伟大故事。到最后，他既不像一个被体系庇护的体育天才，更像一个被美国梦推到桌边的疯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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